每年到开学季，有一个话题总是引人关注：

2021年的数据，985高校所录取的男生仍然占到多数，女性总体上约占40%，尤其是在偏理工科的高校中，只有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多于男生，在电子科技大学，男女比例甚至高达4.53:1，女生仅占18%。

这不止一次激起剧烈的争论，有些人据此主张：

既然顶尖高校的录取率如此，那就足以证明女性整体上的智力表现确实不如男性；

有些人则反驳说：

这只是因为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人数都强烈地偏向理工科，在人文社科、艺术、法学、医学等领域，女生就压倒性地占有优势。

对无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同样经历了寒窗苦读，到头来这样的教育机制究竟是证明了“两性智力差异”，还是阻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女生的崛起与挫败

实际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崛起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几乎伴随着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起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大学中女生占比并不是太高了，而是偏低了。

以美国为例：

对于女性这种令人惊讶的突出表现，常有人归结为一点：这只是因为女性更适应当下的考试机制，换言之，不是因为她们智商更高，而只是因为她们更会应试。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应该是改革考试机制，选拔出“真正优秀”的创新人才。况且，以前男性拿到更多学位时，可没什么人说他们只是比女性更会考试而已。

因此，如果人类两性的智商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因素，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女性在数十年间取得了这样现象级的成功；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唯独在中国，女性是因为“智商不敌男性”才导致在大学新生中录取比例偏低。

不仅如此，去年云南丽江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事迹传遍全国时，知乎上还有过这样的争议：

有人坚称，这是一种“逆向歧视”，在教育上被不公平对待的弱势一方反倒是男性——2010年云南省初中男生辍学率（1.6%）还高于女生（1.3%），但张桂梅却办了免费女高，并没有扶助“更弱势”的男性。

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毫无疑问，国内现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已经做得相当好，甚至由于女生往往更早熟、懂事，成绩表现更为优异，自身原因引起的辍学率也更低；然而，越是往上走，她们就越可能碰到各种“透明天花板”。

留心一下社会舆论就会发现，很多人的想法其实是“女性不用那么优秀”，女博士甚至被嘲讽为“灭绝师太”。在“男强女弱”的默认婚姻组合观念仍然牢不可破的当下，女性在学历、职场上越是优异，就越可能感受到被孤立。

可想而知，这当然会挫败一些女性的进取心，甚至有意识地遮掩自己的锋芒，以换取被社会所接受。

我一位女性朋友有一次曾向我感慨：

确实，这是部分家长的心态：小时候希望你成绩好，但到最后，还是不如你嫁得好。也就是说，父母对女孩子的期望会发生变化，这有时带来相当大的挫败和迷茫，但男孩子一般却不用面对这样的转变：读书出人头地、将来升官发财、买房娶妻，这一人生“成功路线图”是前后连贯的。

在一些价值观更传统的地区，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到他们临近成年时就开始出现分化。有人曾写过河北某小县城里的故事：

当然，不同的女性，处境可能完全不同：小地方的女性仍然要努力争取一个自立的机会，但大城市的女性，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感受到什么异样；然而，有一点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教育公平是一件好事，能让每个人都更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力，然而道理是这样，但要怎样才能做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现实表明，只要给女性同样的机会，她们的成绩表现并不比男性差。与现在一般人认为女性在理工科上表现不佳的普遍观感不同，美国史上第一所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的州立大学就是密西西比州工业学院（1884年）。

当时很多名人蔑视女性的智商，但事实是：

与此同时，当时女性能从事的职业仍然相当有限，无非是售货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护士之类，而这些甚至都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直到1920年，职业女性在非农业女性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仍不过15%。大致从1970年以后，美国社会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到2010年，女性已经成为美国全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51%的管理层职位都由女性担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到足够好，因为最高层仍是男性的天下——2012年，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只有2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而这已经是历史最高的，其中有多达11位是2011-12年间上任的。

在不少工作场所，性别隔离也相当鲜明：女性占护士的92%，但仅占医生的32%；她们占法律助理的85%，但在律师中也仅占32%。

这种反差体现得尤为鲜明的，还不是美国，而是社会相当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沙特第一所女子学校迟至1964年才建立，1960年代中期全国仅有100名女大学生，但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到1997年就暴增至14万人，甚至超过了男大学生的数量。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职业却都只限男性，女性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其结果，2007年女性虽然占到该国大学毕业生的65%，但她们中仅3%有工作。

这就是问题所在：教育公平的问题，其实不单单是教育的问题，因为哪怕在大学里女生拿到了更多学位，但如果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不做相应的调整，那么女性面临的仍然是“毕业即失业”的处境，她们受了良好教育，到头来绝大多数人最好的出路只不过是当个贤妻良母。

也就是说，教育公平只有与社会变迁同步才有意义，否则只会加剧女性的挫败感，无疑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今，就业市场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向女性完全开放，不应存在性别歧视，然而社会意识、人才培养仍未与社会变迁同步。

如果人们仍然觉得“女孩子不用太优秀”，又或倾向于认为“女孩子不太适合理工科”，那么结果势必就遏制了女生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不仅如此，如果在招工、招生时女性被无形限制在几个特定的领域，那还会出现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美国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扩大正好伴随着经济增长的长周期，这样更乐观宽松的就业环境才使得边缘群体的个人成功之路更为顺畅，但它能在中国再现吗？

这就只能说事在人为了，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在中国完成工业化、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在可预见的将来很有可能走上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新增的工作机会绝大部分将来自“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而不是“跟机器打交道”的工业，这意味着体力不再是决定职位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

真正难的不是女性如何提升成绩表现，而是全社会对性别分工理念的转变：

当然，不止是对女性，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发展，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地去除那些阻碍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绊脚石，到那时，教育不仅能使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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